大多省市“五险一金”缴纳比例超工资总额四成
我国各地缴纳“五险一金”的比例，虽不完全一致，但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%以上。相关数据显示，在与125个国家的社保费率对比分析后，只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%，而且主要是发达的福利国家。
近日，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表示，目前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偏高，“五险一金”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%至50%。如此之高的缴费比例让不少市民着实吃了一惊：原来到手的工资，还不到工资总额的六成。而剩下四成多差额的去向，自然也成为普通工薪族关注的对象。
“五险一金”占工资总额的40%至50%，这一比例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是工薪族，如果你工作在北京，如果你每月到手的工资（含税）6000元，那么你的雇主，要掏出10000元甚至12000元的真金白银。
作为雇员的法定社会福利，五险一金超过工资四成的比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？据了解，社保缴费系数的确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有所不同。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，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种险需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保费，比例分别是养老保险：企业20%，个人8%；医疗保险：单位10%,个人2%+3元；失业保险:单位1%,个人0.2%；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则完全由企业承担，个人无需缴纳，两种险的比例分别是0.3%，0.8%。至于住房公积金，2014年北京市缴存比例为企业个人均负担12%。
由此可知，上述五险一金企业缴存部分占比达到44.1%，个人为22.2%，合计费率为66.3%。
税前万元工资企业实际支出14410元
对社保五险一金的构成明细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客座导师、会计专家马靖昊以如下案例进行了拆解。假设你的税前工资10000元，在扣除各类社会保险及其所得税之后，每月能够拿到手的工资是7454元。缩水的25%是如此计算的：10000元工资，个人需缴养老保险8%，医疗保险2%外加3元，失业保险0.2%，合计22.2%，外加3元，即2223元。再扣除缴纳个税322.70元，剩下7454.30元。
至于你的企业，缴费比例要远远超过雇员。10000元税前工资，企业需缴纳的社保，包括养老保险20%，医疗保险10%,失业保险1%,工伤保险0.3%和生育保险0.8%，住房公积金12%，合计44.1%。由此可知，企业缴纳的社保金额约为4410元。
综合来看，万元税前工资，你拿到了7454元，企业实际支出了14410元，企业缴纳的社保金额约为4410元，个人支付2223元，两项合计6633元。单位和个人合计缴纳五险一金的数额6633元，占据税后工资7454元的比例为89%。企业需要负担的金额，几乎是个人到手金额的两倍。
雇主每月付出了14410元，职工个人拿到了7454.30元。之间6955.70元的差额，究竟去了哪里？对此，马靖昊以图表作出说明，其中单位缴纳的三险3210元、个人缴纳的三险1023元，上缴了社保机构；单位缴纳、个人缴纳的公积金各1200元，上缴公积金管理机构；个人所得税322.70上缴税务机构。
在不同的企业中“社保”的体现也不尽相同。武汉市社会保障学会理事董登新在其认证微博中曾这样表示，从企业提供五险两金（五险：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，两金：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）的待遇，可以区分中国劳工等次。（1）至多只有五险的劳工，他们一定是在中小企业工作；（2）拥有完整五险一金的劳工，他们一定是在大企业或上市公司工作，这类就业也称为正规就业，或称体面工作；（3）拥有丰厚的五险两金的劳工，他们大多是在垄断或暴利行业工作。
五险一金让小微企业“涨不起工资”
在拆解工资社保构成的同时，马靖昊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。某一雇员目前月薪8000元，在扣除五险一金及其个税之后可支配工资收入6053.9元。某天雇主为之加薪2000，该雇员税前工资涨到了10000元，正式晋身万元水平。不过，如上所述，在扣除了杂七杂八后，该雇员每月到手工资为7454.3元，较之此前的6053.9元增加了1400.4元。而雇主付出的代价是，为了这1400.4元，须增加的用工支出，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，增加2882元，是雇员到手工资增加额的2.06倍。
马靖昊称，按照上面的计算，很容易知道，只要雇员的工资收入翻一倍，单位用工支出就要翻二倍，这样，用人单位决定给员工加工资时的冲动就会逐步变得疲软起来。站在雇主的角度，给员工加工资显然是要下大决心的，至少企业还要非常赚钱。因为除了要承担看得见的工资支出之外，还要承担占比相当可观的额外支出。尽管为员工缴纳相应的“五险一金”和税负是用人单位不容推卸的责任，但负担太重，会让企业打消给员工加薪的念头。
提高社保缴费标准是变相加税
镇江市国资委副主任谭浩俊表示，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指出，要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日前也表示，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。但新年以来，各地上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标准的热情却一点未减。据报道，进入2015年以来，全国已有天津、重庆、福建、江西等地执行新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标准。与2014年相比，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。
调整理由无非是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提高了，社保缴费基数标准自然也应当水涨船高。但是，该理由却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。一是我国社保缴费标准已是全球前12位，且其他11个国家都是欧洲高福利国家；二是各地的社会平均工资本身存在着虚高问题，企业被平均的现象十分严重。不然，不会有那么多企业的平均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。
不仅如此，近年来，各地为完成财政收入任务，也为了出台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大企业、大项目，一般性企业税收负担也在不断加重，收过头税、寅吃卯粮、贷款缴税等现象随处可见，且不合理收费、罚款等也在抬头。企业的税负已经处于全球很高水平，社保缴费基数标准再不停地提高，属于变相加税，多数企业将无力承受。
不考虑实际经济状况的社保缴费上调，无疑是不合理的，尤其是当下面临经济下行压力，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标准不是要上调，而是应下调。类似调节社保缴费来减轻企业负担的做法早有先例。例如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，人社部曾经实施了社会保险“五缓四减三补贴”的措施，允许困难中小企业暂缓缴纳或减征社会保险费，以减轻企业负担，稳定就业。目前的经济形势，虽然严峻程度不如2008年，但在这种微妙的关头，给企业增负还是减负，效果将显著不同。
所以，从国家层面，应当尽快拿出改革的措施，下决心把企业和个人社保负担降下去。上周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的表态，从中央的层面来说，似乎已经释放了改革的信号。可如今一些地方又上调基数，又让公众感觉到，改革信号又变得模糊起来，挫伤了民众对于改革的期待。眼下，政府和民众对于社保减负已形成了共识，这正是趁热打铁的好时机，别再把改革无限期拖下去。
作为地方政府，也不能被动等待改革。而应充分挖掘地方财力，把社保减负改革马上推动起来。去年10月，上海就对社保缴费基数稍微作出下调，使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中的养老、医疗、失业和生育保险费率水平，总体费率下调2.5个百分点。下调后出现的资金缺口，由财政、国资多渠道解决。此次提高社保缴费标准的天津、福建等地，也和上海市一样同属发达地区，为何反其道而行之？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，恐怕将伤害地方的长远发展。（来源）
